被集体绑架的个人，被个人绑架的集体

讨论最终形成的共识是，CEO 仍然应当使用自家产品(至少是在公众场合下)，员工则应该有所选择。魅族的政策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员工不需要强制使用魅族手机，但可以以折扣价优先购买自家旗舰。相反的案例是格力。格力的董明珠与小米的雷军十亿赌约，后来格力入局造手机遭到惨败，强迫员工购买以消化库存，又做出年终奖改成手机等操作，惹来舆论差评。

这份共识本身背后就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为何对 CEO 和员工区别对待。公司内部的文化发展或主动或被动都会产生出部分的集体主义，CEO 在此情况下被视作整个公司文化的化身，成为代言人，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背叛行为」不能被原谅；而员工则更易被大众共情，认为私人空间与工作空间应当有所区分。

不过，这样的讨论属于 Geek 内部，极客们往往也是知识工人，受到自身视角的局限。对「老板阶级」的某种仇富或羡富心态也对 ta 们的评价产生了影响。如果是在身份背景更复杂的微博或其他舆论场所，对「企业文化」和「个人价值」的同一性要求恐怕会更严格。

企业文化和个人价值

一个品牌文化有趣/死板，那么品牌内的员工就一定有趣/死板吗？乔布斯可能是这样认为。从「1984」广告到「酷 Mac 呆 Win」的广告，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一直在强化这一印象。「一流人才只愿意与一流人才合作」，这样的宣传就好比给每一个苹果员工发了一张「优秀证书」，好让 ta 的朋友们无比羡慕。

也许苹果还会宣扬些普世价值，Google 还能在创立之初就定下「不作恶」的信条，而很多非前沿领域的传统公司在技巧拙劣的情况下也要强行将品牌使命覆盖到个人价值之上，鼓励员工为企业奉献，并将之偷换为马斯洛需求中的自我实现。于是工作入侵生活也是理所当然了。这背后是集体主义入侵了个人自由。

在社区产品即刻 APP 上，一直以来有个没有结论的争议，就是那些在账户签名栏描述自己公司名和职称的人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是他们真的为自己的公司而骄傲吗？还是公司像名牌一样成为他们猎取社交资源的敲门砖了？可是，如果一个人出自腾讯、头条、阿里、百度等大厂，我们就应该投以羡慕的目光吗？还是以标签式的抄袭、低俗、福报、莆田等鄙夷之呢？

实际上，这种集体身份带来的归属感和资源，都不足以证明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公司和公司文化间有什么具体联系。

近几年很流行「个人品牌打造」的说法，趁着网络社区的起伏尝试上位成为意见领袖。其中最直接简单的方式无非就是将自己和某个关键词捆绑，标签化。从文字游戏到魔性洗脑，广告史上著名的品牌 Slogan 比比皆是，给打造「个人品牌」的投机者们提供了很不错的参考。而一切营销中最成功(或者最用力)的类型，当属和家国情怀的捆绑。不论是绑着「美国梦」的 CokeCola 还是从老牌「中华酷联」里脱颖而出的绑着「中国梦」的华为，当产品本身不再重要，溢价也就无法指摘。若一个品牌标签化到极致，就变成了不接受不同意见的宗教。这也是肩抗互联网企业高管 title 四处卖课的所谓大佬们追求的影响力。然而，品牌化越严重，前区与后区也就越割裂。你绑架了品牌，品牌也绑架了你。

企业管理与政治

从远古的部落到古希腊的民主、罗马的共和，再到如今党派制度下的政体们，政治总是时代变化里绕不开话题。而在进行组织传播课程的学习时，我萦绕着一种感觉，似乎现代企业管理中，总是时不时透着历史重演的味道。此处的一个前提是，即便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文明发展程度依然因地域等原因差异甚广。大大小小的公司里，有民主的企业也有一言堂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在面对上级的指令时，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Google 在去年被媒体披露暗中实行了一个项目，代号「蜻蜓计划」，是为了重返中国市场而准备的阉割版搜索引擎。此事暴露后遭到 Google 员工声浪巨大的反对，《纽约时报》公布了一封 1400 名 Google 员工的联署信，要求 Google 暂停此计划。后来该计划果然搁置。

同样是去年，Netflix 上线了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此片在今年初夺得第 9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记录长片。片中展示了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投资办厂的故事。关于纪录片的诸多评价里，有一条传播颇广的点评是「中国人跑去美国教他们什么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片中展示了曹德旺操纵工厂的手段，对员工的压榨和集体主义教化，可以说完全不将他们看作个体的人，而只是机器上的零件。一个案例是，在片首，曹德旺第一次参观落成的工厂时，就因大门朝向的「风水」问题要求将门重造，且不愿多加解释。于是下级员工只能依靠猜测判断老板的喜好，原来的美国雇员被解雇，更擅长揣摩上意的华人雇员被晋升。

可以说，即便时间已进入 2020 年，一个科幻作品里代表未来的年份；即便我们举出跨国大企业/集团公司的案例，而大公司就意味着偶然性小、其方法论可行；即便是民主压倒性地超越极权，成为全球政治主流的话语体系(至少从宣传策略上来说)……仍然可见的一点是，企业在管理上的策略和方法，并没有匹配到政治的高度。创始人在公司内的权势如此之大，可以一人左右公司的命运，其个人性格也几乎决定了品牌文化；这是无法等同放置到国家角度去看的。一个国家的创建者，其个人风格始终左右不了国际趋势，政治体制最终会与大势融合。不过，这也与时间有关，毕竟和国家不同，公司的兴衰有时只在朝夕之间。

关于政治与企业管理的联系，话题大，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展开。但我依稀觉得，在人的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的投射。教育如此。商业亦如此。

标签化的个人

川普是第一位热衷于发 Twitter 的总统，有时也和大 V 互动。但他只和比自己粉丝多的人互动。这位顶流网红实力彰显了如何在互联网上打造个人品牌——碰瓷营销。流量比声誉更重要，因为事实总是模糊不清，洗白总有机会，但流量实实在在。热搜把你和某个词捆在一起塞进所有人眼球，就完成了个体的标签化，打造了所谓的「人设」。

对个人进行标签化的行为，确实可以帮助其声名更好地传播。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由笑果文化打造的国内单口喜剧节目《脱口秀大会》就深谙这个道理。有一位演员，Norah，她表演得其实不错，以晋级赛最后一位演出者的身份拿到了破格的晋级名额。然而李诞的点评使她陷入了风波——李诞描述她的演出有「压迫感」。不讨论段子本身，这样的评价和节目组对她的形象安排不无关系。在事后的开放麦时，Norah 解释说平时 T 恤运动裤的她在节目组被安排成粉色西装高跟鞋，加上职场打扮的妆容，从外表上就给人难以亲近的感觉。

「人设」在这一季也成了上季亚军王建国甩不掉的包袱。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的谐音梗，导致当他试图不讲谐音梗地完成一段有内容有价值的表演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了负面的反馈。而说起这个谐音梗的标签，也是因为李诞讨厌谐音梗。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王建国爱说谐音梗」，其实是「李诞讨厌谐音梗」的标签下的标签。因为谐音梗本身没那么低级，至少比单纯押韵难度要高不少，但后者并不会影响评委的打分。所以「讨厌谐音梗」恰恰是为了迎合「偏偏要讲谐音梗」从而制造舞台效果的 Meme。

标签化的集体

在 UIC 生活的这大半个月，我置顶了 19 个微信群，加了许多新朋友。一个观察是，许多人第一次碰面聊天会以「星座」、「家乡」、「本科学校」作为开头，这几乎是固定范式。

依据课上学习的理论来阐释，显然，对彼此了解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快速构建语境，虽然缺乏信息，人们还是会动用自己的认知资源，对有限的信息进行解读归因，填补线索缺失所带来的空白。尤其是对于可能会产生深度交往的同学，我们倾向于将对方理想化，所以烦心事都归结于「水逆」、「北方人」开朗仗义、「本地人」热情好客、「合群」就是善良、「孤独」就是孤僻。我们在陌生的环境里用熟悉的语言重复着表演，吹捧对方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展示自己的阶级和品味，吐槽学校的管理来拉近彼此的距离，装作不会学习的学渣，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为自己贴上标签，又因他人的细小动作而匹配印象关键词。这套推杯交盏的系统如此常见又高效，三体人见了怕是要大吃一惊。

标签和标签之间甚至产生了引力。观察一个数百人规模的群体从互不相识到接触熟络的过程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事情。有些人拘泥在室友之间的联系，上课吃饭都要集体出动；有些人则偏好社交，但又带有目的性地寻找下一个可以猎取的微信号。小团体在第一天就出现了，且紧密地承载着整个小社会的交流互动。于是，团体与团体间也带上了不同的标签。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刻板印象融入群体，而群体形成了新的文化，如果三人群中的两个人讨厌一个外人，那么第三个人也要服从和接受这样的喜好。这样的训导不久就内化了。

作为个体

不论如何作为，你似乎都难以摆脱上述的处境。真诚甚至也不是解药。过去十几天里，每个加上我微信的同学都主动发来自己的专业和姓名，也要求我回以同样的信息方便备注。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社交资源备选库，接下来便会依据表现而被价值排序。这也是遗憾的地方。我觉得似乎没必要了解彼此的姓名、专业、家乡、星座、MBTI、本科院校、工作经历、家庭背景、人生履历。也许我们抛开所有聊上十五分钟会更开心。可惜社交并不以开心为目的，或者只是假装交朋友是为了开心。就像线上约会总是打着「寻找有趣的灵魂」为名义看照片开启聊天。

资源置换其实也没什么该评判的，只是当标签超越个性，「认识一个人」就变成了「认识一堆名词和形容词」。作为个体存在于集体中，变成了小标签存在于大标签中，每个人都是剧组中的演员，合演出身后的阶级幻觉。

既然被标签化不可避免，那就只能不立不破。在自我呈现变成展览的今天，展出器物只能固化印象，展出故事才能被思考、被理解、被呼唤出不同视角。作为个体融入集体所担负的原罪，也唯有创作才能解救。